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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教育两极分化情况相当严重

时间:2019-02-21 09:35 作者:admin 点击: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府提出加快中职教育发展,大部分地方政府把差一些的普通高中直接转向职业高中。20世纪80年代末,在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背景下,多数高等职业院校要么由中职升格而来,要么由其它本身地位低下或办学质量不高的高等院校转办而来。另外,职业教育系统的本科极度缺乏,自2005年公办职教停止升本后,根据现行政策,职业教育升格只能在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内迂回实现。 “随着《方案》的出台,加大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是必需的。”韩凤芹说,但是,这种投入也应符合整体的财政改革精神,应以综合绩效为前提,具体的政策和改革内容的绩效目标是增加预算多少的一个重要依据。预算绩效改革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相结合。
  韩凤芹告诉记者,要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久久为功,才能突破。建议从法律层面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是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关系,赋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平等的地位,而不是普通教育的特殊形式,更不是普通教育的附庸和辅助性的教育形式,高技能人才应与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学术和技术研发型人才处于同层次且等价的地位。
  全社会营造重视技能、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氛围。在学前教育、学校教育-就业-社会评价和认识等多领域、多环节融入技能、职业教育理念,转变目前社会上轻视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要大力宣传优秀一线技能人才的社会贡献,在理念上,崇尚一技之长,不简单唯学历、唯文凭,营造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通知》(以下简称《方案》),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上了新征程。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斯科特·罗斯高(Scott Rozelle)在中国已经生活37年。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三十七年的时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他是在中国农村度过的。这个美国老人来中国干什么?到农村去又为了什么?
  罗斯高教授是位声名显赫的发展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毕业,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授。他放弃在美国的生活,用近人生的一半时间,几乎走遍中国国内所有农村,看遍乡村的田野土地;他采访过陕西,甘肃,青海等西部偏远地区的农村,采用实地考据的一手数据,经过详尽的统计和严谨的分析,完成300多篇关于中国发展的论文。四年时间,向国务院提交34份政策报告,31份被采用,25份得到高层领导的批示。
  2013年,罗斯高教授在十几年走访的过程中,发现中国的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而人们的收入处于“中等收入的陷井”的根本原因:农村人口受过高中以上教育所占比例太低。听起来不可思议,结论超脱我们想象。
  罗斯高教授进一步用数据证实:要成为发达国家的核心秘诀是“用创新提高生产率”,在此过程中,离不开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在经济发达、国民高等收入的国家里,每4个劳动力里至少会有3人受过高中教育;中等收入的国家里,每3个劳动力里有1个受过高中教育;而我国是每4个劳动力里仅有1人读过高中,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里高中教育占比最低。
  数据一公开,引来悍然大波,但罗斯高教授坚持认为,城乡教育两极分化情况相当严重,城市孩子的高中教育普及率达到93%,甚至高于美国,但在农村只有37%的孩子读过高中,考虑计划生育等原因,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占比只有24%,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几乎近一半的孩子,三岁前在贫困的农村度过。
  为了打消人们的疑问,他借鉴韩国和墨西哥的产业结构发展规律,进一步解释: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口红利的竞争力下降,企业会提高机械化生产占比,常规生产流水线作业会逐步撒离,如果不重视产业教育,低素质的体力劳动者生活将面临困境和考验。
  为寻找到合适的方法解决这种可能出现的问题,罗斯高教授跑去中国175所初中,调查了2万名学生,然后又跑去农村小学进行调研,终于发现导致农村孩子受教育程度低的原因:营养不足;身体素质差;农村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陪伴;阅读能力低下。因此,他呼吁:提高孩子的营养摄取量;在外打工的母亲多回家陪陪孩子;让孩子多阅读几本有益的书籍。
  罗斯高教授的结论远远偏离我们已有的认知,或许在调研过程中,他过于关注贫因地区、忽视农村教育问题正在被解决逐步的现实,引起国人的争论在所难免。但是他的研究结果却警醒我们:提高人口素质、重视乡村教育水平刻不容缓。
  我们应当更好的去关心农村教育,特别对偏远地区孩子,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让他们接受适龄的教育,更积极地推进城乡教育结合,大力推行培养公费师范生、“银龄计划”等教育改革,提高农村孩子们受教育的程度,用“知识改变命运”。 “此次职业教育改革《方案》犹如春天的一声惊雷,带来了职业教育的春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韩凤芹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概括来说,《方案》站位高、定位准、思路新、措施实。
  韩凤芹说,《方案》是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角度看职业教育。习近平同志指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职业教育兼具经济社会双重属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基础。
  当前,高技能人才的缺乏严重制约了我国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我国高技能人才只有4700多万人,仅占整个就业人员的6%。从市场供求来看,近几年,技术工人的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的程度,供需矛盾非常突出。从国际视角来看,我国高技能人才的比例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0%—50%)。
  “人才供给结构的失衡,症结在于教育发展体系的失衡。”韩凤芹告诉本报记者,当前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困难重重。客观地说,当前我国教育体系相对失衡,普教过度发展与职教发展不足。20世纪90年代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增长,不少高校进行了合并重组、升格变迁。据统计,全国2000多所公办高校中,近20年中有近一半更名。更名的院校中,大部分是由职业性或应用性“学院”改造而成,这些大学追求大而全,千校一面,同质化倾向严重。这也成为就业难与高技能人才缺乏的症结。
  在韩凤芹看来,没有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的现代化,更没有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现代化。只有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角度看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之义。因此,《方案》还明确了建立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国务院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担任召集人。由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农业农村、国资、税务、扶贫等单位参加,组成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全国职业教育工作。
  “《方案》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韩凤芹认为,“类型论”在改革《方案》中的提出具有开创性,职业教育地位将得到极大提升。
  在韩凤芹看来,一种教育的发展空间决定了这种教育的社会地位。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进入行政事业单位受限,很多招聘单位也将职教生排斥在外。面对这种现象,《方案》第十五条专门明确了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待遇水平,逐步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特别是技术工人收入水平和地位。包括:一是鼓励企业职务职级晋升和工资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岗位和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二是积极推动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招用人员不得歧视职业院校毕业生。
  针对社会评价体制上缺乏较为公平的转换标准,导致一些职业教育学校追求学历“升格”,弱化职业教育优势,加剧了教育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方案》提出要发展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研用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加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开办应用技术类型专业或课程。 《方案》还提出,要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韩凤芹说,该试点的背景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上下不贯通、左右不衔接。而且,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历程证明了这一观点。
 
  韩凤芹指出,此次试点,是职业教育本科而不是传统的普教本科或应用本科,应有新使命、新定位,即要试出精品、试出职业教育本科的特色和标准,应在实验、示范中总结职教(本、硕、博士)类型的经验和规律,特别是要避免传统的行政性“一刀切”、一阵风,真正让升格成为发展高质量职教的良药。
  近十年来,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不断加大,财政职业教育投入总量已达13000多亿元。但是,职业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的比重近年来呈回落态势。因此,《方案》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建立与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办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地方政府要按规定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在保障教育合理投入的同时,优化教育支出结构,新增教育经费要向职业教育倾斜。
  《方案》明确要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兴办职业教育,拓宽办学筹资渠道。明确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各级人民政府可按规定给予适当支持。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民办职业教育准入、审批制度,探索民办职业教育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退出机制。